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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报丨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困境;罗姆人失落的抗争史

据《国家》杂志报道:在抵达东京参加奥运会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表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安全的奥运会;为运动员们,为所有代表团,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虽然巴赫很快修正了这一口误(他的翻译甚至选择不去翻译这一口误),但是它随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尽管东京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有约80%的日本民众表示希望推迟奥运,但是巴赫仍然极力推进了奥运会的召开,同时承诺运动会将是“安全且有保障的”。然而,考虑到奥运会的召开将会使得近8万人来到东京,其中不乏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安德鲁这样,正在吹嘘自己没有接种疫苗的运动员,巴赫的承诺似乎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国家》杂志指出,巴赫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口误更加显示出了其身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傲慢与对日本民众的漠不关心。

2021年7月14日,日本东京,市民出行。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天,日本新冠疫情持续扩散。14日,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隔一个多月再次超过3000例,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时隔约两个月再超1000例。

日本奥委会成员、曾获铜牌的山口香织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日本已经被“逼”得不得不主办奥运会。她写道:“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法停止的境地。我们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都该死,国际奥委会认为日本舆论不重要。这届奥运会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比赛已经失去意义,只是为了比赛而举办,我们已经错过最佳的取消时机。”这一非同寻常的声明,打破了日本奥委会在面对公众反对时的轻率傲慢,揭露出了奥委会的真正考虑。

奥运会的举办对于主办城市而言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太平洋大学教授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在《华盛顿邮报》上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自1960年以来,每届奥运会都超出了预算,城市和主办国都要为成本超支买单,但最终涌入的收入很少能挽回损失,而选举产生的官员又热衷于申办奥运会。如果日本政府的审计是正确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费用将达到280亿美元,几乎是其最初75亿美元预算的四倍。

目前,日本已经花费154亿美元(约合109亿英镑)来筹备东京奥运会,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政府之前的财政计划。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奥委会近75%的收入来自出售转播权。自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以来,它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据估计如果奥运会被取消,它可能会损失数十亿英镑的转播收入。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权转变:日本政治经济的比较动态》一书的作者T.J.Pempel表述:“国际奥委会已经宣布,出于金钱和声望的原因,奥运会将继续举办。日本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赌上了声望,但许多商业部门(酒店、旅行社、餐厅等)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受益。”现在的商业赢家是媒体、广告等。国际奥委会从电视转播合同中赚到了很多财富,这对国际奥委会成员的高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种批评》的作者海伦·杰佛逊·兰斯基指出:“主办城市的合同将所有权力都移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也不在任何监督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包括主办国政府。”在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的前提下,国际奥委会(以及日本奥委会)决定不惜冒着群体感染的风险,在反对声中举办本次赛事。

此外,尽管日本奥委会与国际奥运会都承诺保证本次奥运会将在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召开,但是本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指责了奥运会组织者:“我们认为,国际奥委会继续举办奥运会的决心并没有得到最佳科学证据的支持。”国际奥委会提供东京的安全指南“没有建立在科学上严格的风险评估之上,它们没有考虑到暴露的方式,导致暴露的因素,以及哪些参与者可能处于最高风险”。日本卫生官员对此表示赞同。东京医学会(Tokyo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尾崎晴夫(Haruo Ozaki)表示:“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要在不增加感染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是极其困难的。”神户大学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大多数卫生工作者说,哪怕是想到奥运会都是荒谬的。”

另一方面,巴赫对隔离的漠视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隔离了三天之后,巴赫于7月16日前往广岛,参加了“奥林匹克休战”纪念活动,其经历的隔离时间远远少于规定的十四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个民间团体对巴赫的访问提出了反对,认为该次访问是出于政治动机,利用了该市促进世界和平的努力并“羞辱”爆炸事件的幸存者。批评人士还认为,当首都处于旨在遏制感染的紧急状态时,巴赫从东京出发来到该市的行为是不合适的。截至7月13日晚,于前一周发起的“取消巴赫访问广岛”的在线请愿书已经收到了超过 30000 个签名。

在西方的视角中,亚裔长期扮演了沉默的角色;而在体育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在与CNN的一次访谈中,林书豪谈到了自己曾在一场比赛中被人称作“新冠病毒”。林书豪表示:“亚洲人一直被视为他者或局外人,你可以听到和看到这些‘轻微的冒犯’,比如:‘你真正是哪里人?’或者谈论我们的外貌、肤色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常常不被谈论。亚洲移民来到这里,基本上是被告知了自己要做什么:要保持安静,不要引人注意,不要制造任何噪音。”

在电影和媒体的影响下,亚裔作为“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贯穿了西方文化。煽动者往往觉得欺侮亚裔比欺侮其他少数民族的后果要小。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的卡琳·王(Karin Wang)告诉《新共和》:“针对亚裔更容易,因为它看起来更安全。这是一个被认为不太可能集体站出来说话的社区。”然而,亚裔已经厌倦了在面对欺辱时保持沉默,也不再愿意成为被迫做出“牺牲”的群体——他们不再害怕为自己发声。

在广岛的纪念活动中,巴赫表示“我们需要更加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另一方面,巴赫曾在2021年3月表示奥运会需要“巨大的牺牲”,然后在5月赞扬日本人民的“伟大的韧性和精神”以及他们“克服逆境”的能力——这些言论引发了巨大争议和抨击。就像日本民众在反对意见中所表示的那样:大多数日本人不希望在今年举办奥运会,也不愿意做出牺牲。种种迹象表明,亚裔已经不再沉默,而持续的漠视与傲慢将会带来更大的怒火。

上一期的思想周报,我们介绍了近日发生的捷克版“乔治·弗洛伊德事件”——6月19日,一名叫做斯坦尼斯拉夫·托马斯 (Stanislav Tomáš)的罗姆人(也被称为吉普赛人)在一名捷克警察暴力执法跪在其脖子上6分钟后窒息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捷克舆论场上的震动,而警方也相应地在社交媒体上展开了对死者的诽谤运动,捷克当局为警方行为辩护,在推特上发布“没有‘捷克乔治弗洛伊德’”,称警方行为与托马斯所犯罪行相称。欧洲各地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草根团结抗议。

本周,Versoblog上发出一篇文章,从该事件没能广泛引发欧洲大陆罗姆人的团结与抗争这一令人沮丧的现状,回顾了1970年代“世界罗姆人大会”(WRC)的历史。斯坦尼斯拉夫·托马斯被杀事件是悲剧性的,但是这一案件在整个欧洲再典型不过——一个被杀害的罗姆人来自教育、卫生、就业、基础设施和住房都被剥夺的城市贫民窟。据称,斯坦尼斯拉夫·托马斯死时无家可归。在斯坦尼斯拉夫的祖国捷克,罗姆人社区的失业率在80-85%之间。而那些有工作的罗姆人则大多数从事低薪不稳定工作。这给罗姆社群带来了高负债率,导致他们被大规模驱逐出社会住房。驱逐又造成了他们全部居住在贫民窟中,那里通常缺乏基本设施,几乎不适合居住。

事件背后是罗姆人长期以来遭遇的政治经济歧视和欧洲越来越猖獗的法西斯狂热。文章作者Sean Benstead指出,在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主要聚居于东欧的罗姆人处境愈加恶劣,从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马其顿、保加利亚,甚至到法国,整个欧洲大陆的极右翼联盟持续发动对罗姆人的战争。这与罗姆人在东欧各个国家所遭遇的严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福利国家的安全网随着社会主义政权倒台而解体,罗姆人被视作流民、非生产性的过剩人口。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对于过剩劳动力的生命政治转变经历了从福利国家时代的“让他们活”,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让他们死”,这在罗姆人的生存状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令人沮丧的是,这么多年的系统性剥夺,却并没有与之相应的欧洲罗姆人团结起来的大规模抗争,以保卫自己的社区,从警察暴力、极右翼暴行和贫困的综合威胁中解放出来。纵观历史,即使在纳粹掌权后针对犹太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的最黑暗时期,集中营中的罗姆人也有过集体性反抗。而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的一场成功动员了广大罗姆民众采取行动的运动,这场未被重视的运动被命名为“世界罗姆人大会”。1974年4月的一个周末,在“不结盟”国家的资助和推动下,尤其以南斯拉夫和印度扮演了其中重要角色,来自冷战不同阵营的4个大洲23个国家的各色代表在伦敦会面。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作为欧洲最大和最古老离散群体之一的罗姆人之间的共同身份。离散在各个国家的罗姆人共同身份认同的状况很艰巨——他们缺乏共同文化、即便是变体的语言也只有一半人会说,以及更难以找到寻求团结的共同愿望。在周末结束之际,他们商讨出共同的国旗、国歌、国庆日以及一个寻求自决与集体公民权的共同的政治工程。不过,这并不是欧洲启蒙运动式民族主义下的民族解放计划的翻版,它囊括了一个无国界民族的声明,以及并不要求国家领土。

这种激进的、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是在纳粹大屠杀后产生的。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中不断强调犹太人的受难叙事,却鲜有罗姆人的位置,然而在当时其目标也包括对罗姆人实行种族灭绝——超过50万欧洲罗姆人死于纳粹及与纳粹合作的政府之手。(这个数据当然是推测出来的,因为纽伦堡审判期间,盟军没有要求任何罗姆人出庭作证)。世界罗姆人大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召开的,其根则基奠定于不结盟运动的国际主义理想。在当时,罗姆人寄托于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的同化政策后幻灭了,而同时,资本主义阵营为贪婪的资本寻租提供便利,而长期对罗姆人进行迫害与剥夺。这让他们寄希望于不结盟运动。罗姆人的民族建设工程的象征性,与南斯拉夫密切相关,“世界罗姆人大会”早期的旗帜的几种版本,都装饰着南斯拉夫的红色五角星标志,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轮子,南斯拉夫早期活跃的党员Slobodan Berberski被选作“世界罗姆人大会”的主席,而国歌《Jelem Jelem(I walked, I Walked)》则是由南斯拉夫的罗姆游击队员写就。

这个工程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重新确认罗姆人的能动性,第一届大会确立的长远目标是寻找一条通往解放的罗姆人之路。另一位创始成员Gratton Puxon是一位英国和爱尔兰人,在英国和爱尔兰做了很多年的罗姆人反驱逐运动。Puxon提出通过形塑一种新的、模仿性但具有颠覆性的民族主义来实现解放的道路。这种民族主义以“罗姆斯坦”的概念为中心,根植于罗姆人所处的任何国家的任何社区。这种(国际)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m】包含了积极的民族建设成分,对于国家承认的少数民族得以受到法律保护这一领域取得进展而言具有必要性,但它同时保留了一个消极的空间——可以罗姆人多元样态的、古老的离散性填补,而不用陷入启蒙主义民族主义中那危险的排他性之中。这种民族建设与欧洲法西斯主义民族建设所必需的极端本质主义与排他化形成鲜明对比。

Baberski和Puxon帮助建立的机制激励了数以千计的罗姆人打破传统意义上对其形象的刻画,转而自我定义他们的社区,启动了新的教育项目,并为罗姆人的人权困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启示。然而,今天,据说即将召开第十届大会的“世界罗姆人大会”已被收编,不断升级的大规模贫困、国家迫害和暴民暴力的威胁面前,不再具有任何锋芒。Puxon在2021年4月接受罗姆人教育基金会采访时称,欧洲罗姆人运动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几乎没有合作或积极的联盟建设。他指出,他那一代人帮助建立起的旧机制,如“世界罗姆人大会”,早已不再扎根于他们所处的社区,而彻底失去了激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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